《小妇人》剧照
刘晗
前不久的第92届奥斯卡入围中，由主演过《伯德小姐》的格蕾塔·葛韦格导演的影片《小妇人》获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女主角等多项提名，可惜最后只收获了绝佳服装设计奖。
从文本到银幕，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19世纪写就的这个四姐妹的故事，跨越了150多年，依旧保持着其独有的活力，不断被翻拍和改编为多个版本。相较1933年、1949年、1994年拍摄的版本，21世纪版的影片《小妇人》在服装、音乐上最符合当今人的审美，在结局的改编上也更容易令年轻的受众产生共鸣。经典之所以变成创作的蓝本，缘由就在于从文本中总能挖掘出潜在价值，提炼出跨时代的脉动——它们在被不同时代阅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受到新的阐述和启发，从而产生一种经典年轻化的社会时尚，这也正是跨时代阅读的意义所在。
作为一部半自传体的电影《小妇人》，奥尔科特将自己生活的背景跟梦想投射其中。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马奇先生离家前往战场，马奇太太便跟四个女儿相依为命，虽然生活拮据，但其乐融融。大姐梅格，温柔大方，热爱音乐，向往婚姻生活。二姐乔，热情直率，投身于创作，有着自由独立的品格。三姐贝思内向沉静，喜欢弹钢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小妹艾米任性张扬，幻想成为画家，野心十足。四姐妹才华横溢，在戏剧上各有千秋，性格也迥异，成长中迈向了不同的命运轨迹。
就像弗吉尼亚·伍尔芙将其自身植入到电影《到灯塔去》一样，二姐乔正是作者的化身，她用一支笔为自己的梦想勾画出了完美的今天，也为经济并不宽裕的家撑起了一片天。写作彰显她的这番抱负，也是她快乐的源泉所在。当马奇先生在家庭生活中参加，乔就担任起了四兄弟之中“领头羊”的角色「理智与情感电影」，马奇太太则是精神导师，教导他们自私随和，热爱生命，鼓励他们回去见世面，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文本中四姐妹的人物设定在电影中并不罕见，无独有偶，日本画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以中国大户人家的四姐妹为背景，展现出了一幅上流社会女性爱情或者生活风俗的浮世绘。那么，这样的人物设定究竟有何用意？
以传统看法来看，女性仍旧被视为受压迫的弱势群体，在主流话语中缺少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如此不平等渗透到社交往来的种种细节中，基于这种的排斥，女性便有了自己的联盟——“姐妹情谊”。其中的“姐妹”二字并不局限于血缘，而是将客体扩大至同一阶层、种族或是同一阵营之中的女性，纽带的维系全靠相互的默契与扶持，就像后台排着队互相调整服装的舞蹈。如今，她们一同对抗现实的劫难，远远多过抵御男权社会的压迫，赢得自我的权力与自由。父权的参加给了他们大展拳脚的空间，在不借助男性的情形之下，面对恶意与强势，她们不再强迫自己蔑视，以顽强的姿态主宰命运，就像伍尔芙所说的，“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与小说文本依据马奇家族四兄弟从小到大的蜕变叙事不同，新版小说摆脱了时间的线性进程，从他们长大后的境遇着手，穿插着倒叙的追忆与讲述的同时，也将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快乐铺陈开来：大姐梅格已为少妇，二姐乔为写作的梦想离家打工，三姐贝思身患重病，小妹艾米跻身上流社会，与当时追求过二姐的劳里喜结连理。四姐妹在成长之中也少不了“互相攻击”，然而更多的是相互宽容、鼓励与扶持，就像左手给了手指。
无论是张爱玲《半生缘》，还是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婚姻与家庭是男性永恒的话题，如何取舍它们与自身发展的难题也困惑着四兄弟。如果说妹妹梅格追求的是传统的女人生活，最为现实，二姐乔探索的是梦想的可能性，那么小妹艾米则心怀世俗与理想的两个世界——她羡慕乔的才气，同时觉得婚姻是以金钱来保证的，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从而实现她的作家梦，最终嫁给劳里跨入精英阶级。
劳里身居豪门，整天无所事事，马奇一家填补了他对女性的想象，尤其是乔的坚韧独立，让他爱慕不未。乔先是反对了劳里的表白，后摆脱家人的庇护外出追梦，在电影里，她嫁给了巴尔教授，成为他的助手，而影片里仍有着一个开放式的剧情：乔的电影赢得赞誉，与出版商斗智斗勇的她同意令电影里的乔走进婚姻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葛韦格的改编顺应了作者真实的命运，在“嫁得好”之外，让乔找到了属于她的美好归宿。
“我们都有理想，却总是为现实妥协。但帮助我们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的，永远是那些爱我们的人。”无论是叛逆抑或妥协，姐妹的蜕变历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理智与情感电影」，除了感情与奉献，女性不再去逼迫做出选择，而是勇敢尝试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实现自我成长。倾注了新时代女性观念的新版小说展现了女人对感情、事业、婚姻、生活的多样的选用跟各自的美丽，为已风靡全球150多年的《小妇人》加入了全新的注脚。